2013年8月20日 星期二

蔣方舟:想像的祖國 (作者是大陸<新週刊>的副主編)

1947年,一個叫鄭定邦的建築師奉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把一張中國地圖貼在台北街道圖上,中軸線對準中山南北路,然後把中國地圖的地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所以熟悉中國地圖的人很難在台北迷路,因為一抬頭就是「溫州路」、「西藏路」、「武昌路」。

這樣的佈局,在當時,多少寄託了反攻大陸的夢想吧。

65年後,「反攻大陸」的說法仍時常被提起,卻往往是被大陸人提起,半開玩笑地期待著台灣早日統一大陸。

台灣,成了浮游在中國大陸上的一張地圖,成了想像中的祖國。

到台北桃園機場是下午,濕熱得很。

在大巴上,中年導遊介紹台灣現在有兩千三百萬人,其中大約兩百萬人如今在大陸做生意。我忽然想到,1949年,徙台灣的大陸人,似乎恰好也是兩百萬。當年投奔台灣的人,滿心前途未卜,可恐怕怎麼也想不到如今會以這樣的方式回來。

導遊又說:「大家往窗外看哦,這就是台北。那很多人會說嘞,本來以為台北會很繁榮,一看嘞,誒?!怎麼這麼會破~~」

車窗外的台北,的確是舊舊破破的樣子。建築不高,灰灰矮矮,街上一批批騎摩托車的人穿行,感覺有點像80年代的中國大陸,或者是內陸的一個被遺忘的二三線小城市。

導遊隨即自問自答,說台北之所以這麼破,是因為台灣人對房屋擁有所有權,政府不能因為城市建設的原因拆除或者徵用;不像大陸,看起來很新,因為房子都是國家的,而不是自己的。

大概是因為帶慣了大陸來的遊客,所以導遊在介紹台灣的時候,總是會和大陸做對比,比如言論自由,比如民眾對待領導人態度的不同。

我在大巴車的後排,看著導遊手舞足蹈講一些對我們來說或許已經有點老舊的政治段子,惟妙惟肖地模仿著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忽然覺得他的言行在兩岸關係中有種象徵意義:台灣對大陸,有自傲、有怨恨、有同情、也有取悅。十分微妙。

台 北是很容易讓人喜歡上的城市,剛到其他大城市的時候,迎面而來的往往是設計和規劃過的「城市印象」,而在台北,面對的則是一種複雜和旺盛的生命活力。規劃 是生活的延伸,該有樹的時候便出現了樹,在要有路時就有了路,所有的路都沿著房屋彎彎曲曲。人類生活是血液,城市建設則是血管,它是保護和包裹,而不是一 拍腦門的設計和切割。

台北應該是簡‧雅各布斯最愛的那種城市,它是自然生長的結果,這種生長是連貫、有感情且不可預測的,有自己的邏輯,規劃在它面前顯得如此蒼白。

路上咖啡館很多,大概是因為台北不是一個容易行走的城市。因為天氣的關係,濕熱多雨,間或夾雜著暴曬,走起路來又曬又悶又出汗,一會兒就累了,趕急趕慌地要找個清涼乾淨的地方坐下。

寫作環境大概決定了台灣的文化吧——小清新的音樂與文學,不大像歐美文學能明顯看出在城市中的穿行感,而更像是一邊喝飲料,一邊看著玻璃窗外寫下的。舒服熨帖之極,可視野總有侷限,望不出天之涯地之角。

在這裡,經常會有「原來是這樣!」和「這樣才對嘛!」的醍醐灌頂感。尤其是食物。「原來這才是銅鑼燒!」「原來這才是章魚小丸子!」自己原來吃過的同名食物,只是長得很逼真而已。在夜市吃了一路,時常會露出美食外景主持人那樣的、一口咬下去彷彿撞鬼的驚訝誇張的表情。

我發現夜市人極多極熱鬧,每個人手上都拿著食物,但是路上非常乾淨,連丟棄的竹籤都很少。

不只是夜市,整個台北市都很少見到垃圾箱,可是街道上卻很乾淨,除了落葉,沒什麼垃圾。要扔垃圾的話,得到捷運站,或者到7-11便利店,拜託店員扔。

忍不住想到內地街道,垃圾桶很多,可街道仍然很髒,尤其是垃圾桶附近,常常見到一片狼藉,印證了「破窗理論」。

這種反差,若抒情地敘述下來,再加個「見微知著」的題目,例如《文明的細節》之類,彷彿能構成一篇很好的《讀者》卷首語的豆腐塊文章,旨在痛心疾首批評民眾素質太低。

指責國民劣根性以及素質低下是魯迅以來知識分子的職業許可證。它既說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聲,又巧妙規避了政治上的風險,同時也有個優美的憤怒姿態。而把台灣人和素質和大陸人素質對比,則是一個更討巧的方式。

稱讚台灣人素質高可做多重延伸,「右派」可以聲稱是民主制度使台灣人素質高,溫和的民國愛好者們則說由於中華文化,使台灣人素質高。

最近幾年,大陸對台灣的溢美熱情得令人尷尬,連台灣人自己都忍不住問:「我們真有這麼好麼?」

晚上,在露天飯館的二層,我和兩個綠營的台灣人聊到這個話題。作為看慣了島內惡鬥的他們來說,都很不喜歡現在大陸對台灣的過度意淫——尤其是最近兩篇文章,一篇是韓寒的《太平洋的風》,另一篇是一個來台灣工讀的年輕人所寫的《台灣,就是我們中國本來該有的樣子!》。

他們說台灣人雖然看起來很和善親切,但是政治傾向的分化很大,一聊到黨派的問題,可能一瞬間怒目相向,暗湧激烈程度如西班牙內戰前夕。今天是太平洋的暖風,明天可能就是血流成河。

我忍不住想,大陸人對台灣的愛之深,有多少是源於對自己的恨之切?

台灣,經歷過辛亥革命,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它是一個「什麼也沒有發生」的平行宇宙,是一個本該有的中國,一個最好的中國,一個順理成章的中國。對台灣的嚮往,也是痛恨加諸自己政治遭遇的反彈。台灣人抱怨,我們便覺得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

可對台灣人來說,前有原住民的族群認同,後有日本殖民統治,才構成如今的特殊文化與「台灣模式」,並不能簡單理解為中華民國的延續。

最 近在大陸熱映的《賽德克。巴萊》,媒體宣傳為愛國抗日影片。其實,原住民的抗日,源於自身是土地的主人,保護自己的部落,而並不是遺民保衛大清帝國的土 地,更不是中華民族抗日史的一部分。賽德克以及其他原住民部落,抗清也抗中,對抗一切針對本民族的殖民強權。看到影片在大陸宣傳為「向英勇抗日的台灣人民 致敬」,覺得有些滑稽。他們的民族,卻成了我們的主義。

話說遠了,還說台灣。

在吃完晚飯到咖啡館的十幾分鐘步行裡,我的錢包丟了,不知道是掉在了路上還是被扒。打電話報警,兩位年輕的警察很快就過來。吃飯的餐廳已經打烊,警察打電話協調看監控錄像,說:「那麻煩開下門啦,他們是外國來的……」

我一下子意識到,自己的「外國人」身份對他們構成了壓力,一種要「弘揚國體」的壓力。在餐廳,我第一次在警察陪同下看監控錄像。一瞬間的興奮竟然蓋過了丟東西的沮喪。最後警察留下我的電話,說找到了錢包會通知我。

當然,我知道找到錢包的機會很渺茫。在回酒店的路上,司機知道我錢包丟了,說:「你千萬不要對台灣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說:「當然。應該是我自己掉在路上。退一萬步,哪個城市沒有小偷呢?」

台灣人的確很好,溫良恭儉讓,親切友善溫和有禮。其中有多少是源於大陸人對台灣所投射的期望呢?而他們,正如台灣錢永祥教授所說,「台灣人正在努力做到大陸人所投射的期望。」「換言之,大陸人乃是台灣人的『有意義的他者』」。

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統治台灣。

當時,島內人民莫不歡欣鼓舞,覺得終於迎來了「祖國」。因為,在抵抗日本人的壓迫時,日本人一句通用的恐嚇是:「你們若不願意做日本國民,返回支那好了。」因此,日本人的壓迫越大,台人就越是嚮往祖國。

然而,如「歡迎國府籌備會」總幹事葉榮種所說:「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當國民政府真正統治,島民卻發現問題多多,在某些層面上還不如日本殖民統治。當時興奮迎接國民政府的熱血青年,在幾個月後,就成了反抗國民政府統治的革命領袖。

國民政府,只是「觀念上的祖國」。同樣的,對大陸人來說,台灣大概也是一個「想像中的祖國」。就我看到的台灣,有原住民文化,有日本文化,而絕不僅僅是未死的民國,更不是未死的中華民族。

如現在還有相當部分的台灣人懷念日本統治一樣,大陸人對台灣的「某種鄉愁」,也是一意孤行、一廂情願。

下午,我去了「二。二八」國家紀念公園。

如今,這裡已經成了著名的同性戀聚集地。我瞭解「二。二八事件」,還是在《悲情城市》中。1947年,由台北一件私煙查緝血案而引爆衝突,市民請願、示威、罷工。後來遭遇戒嚴、鎮壓、屠殺,大量意見領袖和市民或傷亡,或失蹤,或流亡。

各方統計的死亡人數從800多人到3萬多人不等。

二二八事件,一直是台灣政治「敏感詞」。直到七十年代民主化運動之後,才解禁和平反。我在公園外的石碑上讀到解禁後立下的石碑碑文,結尾是:

「勒石鐫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靈,平撫受難者及其家屬悲憤之情,並警示國人,引為殷鑑。自今而後,無分你我,凝為一體,互助以愛,相待以誠,化仇恨於無形,肇和平於永遠。天祐寶島,萬古長青。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謹立。」

立下石碑的時候,距離二二八事件已經將近五十年。真相和正義遲來了一些,可仍然是正義。在這個六月初的下午,我在台灣,第一次感覺和中國大陸距離如此之近。

ps:離台之前,接到警局的電話,說我丟的錢包找到了。身份證、銀行卡和現金都在。台灣的警察叔叔還給我畫了一張美食的地圖,暴雨中幫我攔車……聽起來有點像某個橋段,不過我是真的丟錢包,也是真的找回來了。(淚)


文章來源:《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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