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與資本主義有何關係？ 一部自由市場的祕密歷史 二○○七年紐約時報、村聲雜誌、亞馬遜書店、出版人週刊等年度好書，翻譯成二十五國語言 「對這個時代的重大暴行所作的傑出研究，令人熱血沸騰。」 二○○九年第一屆Warwick大學寫作獎獲獎理由 誰在大炮上吃魚子醬？解構三十五年來自由市場席捲全球的神話
美國中情局曾資助一項駭人的心理實驗，意圖透過各種手段將病人固有的人格與記憶徹底清除，變成一張完全空白的白紙，好讓醫生強行重建全新的人格。然而這樣的震撼療法不但沒有帶來任何好處，反而幾乎毀掉遭此待遇的人。 娜歐蜜．克萊恩以此為比喻，批判傅利曼及芝加哥學派領軍的自由市場經濟狂熱信徒，其手段與目的就如同上述心理實驗。這些人近四十年來趁著天災人禍的「大 好機會」，在世界各地發動經濟震撼治療，不論是智利政變、蘇聯解體、天安門事件、亞洲金融風暴，還是9/11恐怖攻擊、伊拉克戰爭、南亞海嘯、卡崔娜颶 風，皆成為他們推動「震撼主義」的絕佳舞臺。 自由市場鼓吹者不斷散播的迷思之一，是經濟開放可以促成政治民主，然而克萊恩細究數十年來全球各地的狀況，實情卻是市場經濟常不惜鎮壓民主。以激烈手段徹底實行自由市場及私有化政策，帶來的不是「短期陣痛」後富裕的新世界，而是廣大民眾的悲慘處境。 幸而我們並非總是用退化來因應震撼，克萊恩也發現，某些深受「震撼主義」之苦的地區，草根的社區力量正逐漸覺醒。源自基層人民的力量開始相互連結，以極具創意和勇氣的民主方式，取回他們被剝奪的事物。在下一次危機與震撼來臨之前，他們已經做好準備。
作者簡介
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一九七○年生於加拿大魁北克，文章常見於美國的《國家》（The Nation）、《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紐約時報》、《女士雜誌》（Ms. Magazine），加拿大《環球郵電》（The Globe and Mail）與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等媒體。二○○○年反思品牌文化、關照全球化黑暗面的《No Logo》出版時，被《泰晤士報》譽為三十五歲以下最有影響力的人。
震撼主義這本書的概念，來自於1950年代誕生的電擊療法。當時，一位來自蒙特婁的醫師卡麥隆，提出”用電擊治療人格問題”的想法。 當時，一般醫師知道，電擊雖然有療效，但帶有副作用：患者可能會短暫記憶喪失，在大量電擊時甚至有行為退化的現象。卡麥隆從這個角度出發，提出一個大膽的 構想：”大量電擊導致的行為退化，代表回到人格發展的初始階段，這正是進行人格治療的好時機”。於是他在美國中情局的資助之下，對他的精神病患進行連續大 量電擊，病人們被關在跟外界完全隔絕的密閉小屋中，被強制下藥睡眠，醒來後每天被電擊兩次，接著是用耳機強制播放數小時的雜音，剝奪所有感官的知覺。這樣 的日子要超過三十天，直到這些病患的感官功能完全退化。這個駭人聽聞的實驗，最後並沒有改善任何病患的病情，反倒是讓所有病患的病情都更加嚴重。許多人記 憶喪失、性格大變、定期在半夜被惡夢驚醒。它變成美軍的一種審訊技術。 作者Naomi Klein卻認為：如果治療的對象放大到整個國家社會，那麼刻意製造政治社會的極度動盪、接著執政者再以鎮壓方式，在人民最無力抗拒的時刻，強力推行執政者要的政策，這不也是一種國家層面的”震撼治療”？。 Naomi在書中舉實際的例子。當中的第一個例子，就是所有讀過經濟學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的的已故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傅利曼。傅利曼所領導的芝加哥經濟 學家，在1970年代，與南美智利的獨裁者皮諾契合作，一方面皮諾契以政變、恐怖鎮壓等方式控制整個國家，再施以芝加哥學派的經濟政策，好驗證這樣的經濟 政策是有效過的。不只智利，好幾個南美國家也都陷入這樣的狀況（鼓吹革命、施以新經濟政策的震撼治療）。 這種”治療”方式，不只在遇到政變的國家可以推行，在遇到經濟風暴、颱風、海嘯，國家陷入一片蕭條的時候，都可以推行，而且推行者也不只是本國領袖，有時 候可能是別的國家、甚至更讓某些企業間接賺取暴利。（例如伊拉克戰爭、亞洲金融風暴、卡崔娜颶風…都可以見到政府/財團大舉介入災後重建方針的身影，而它 們在當中所獲取的財富可能遠遠超過我們想像。這種”災難財”Naomi Klein稱之為：災難資本主義。 這本書值得一讀。雖然許多細節上倒果為因，但是也點出很多事實：在這些災難的背後，到底圖利了誰？購買：
內文 引言 空白即是美：三十年的抹除和重造世界 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
──《聖經．創世紀》第六章第十一節（中文和合本） 震撼與威懾（Shock and Awe）就是要製造讓一般大眾、社會中的特定部門，或領導階層所無法理解的恐懼、危險和破壞。以龍捲風、颶風、地震、洪水、失控的大火、饑饉和疾病等形式所展現的自然，就能產生震撼與威懾。
──《震撼與威懾：達成快速掌握》（Shock and Awe: 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的軍事理論 二 ○○五年九月，我在路易西安那州巴頓魯治（Baton Rouge）的紅十字收容所認識裴利（Jamar Perry）。面帶笑容的年輕山達基教徒正在分配晚餐，他也排在隊伍當中。我剛被逮到未在媒體人員陪同下跟被收容者談話，正在設法混入人群，雖然我是這一 大群非裔美國南方人中唯一的加拿大白人。我躲到領食物的隊伍裡，排在裴利後面，好像我們是老朋友那樣要求他跟我談話，而他也和氣地照辦。 他 在紐奧良出生和長大，已離開那個被水淹沒的城市一週。他看起來大約十七歲，但他告訴我是二十三歲。他跟家人苦苦等候來載他們撤離的巴士，但巴士始終未出 現，他們被迫在炙熱的太陽下步行。最後他們來到這裡，一個寬廣的集會中心，通常用來舉辦醫療用品展，或表演「首府大屠殺：終極鐵籠格鬥」，但現在這裡擠滿 了二千頂帆布床，和一大堆憤怒而疲憊的人，由剛從伊拉克返國、暴躁不安的國民警衛隊士兵負責看管。 當天收容所盛傳的消息是，出身該市的知 名共和黨國會議員貝克告訴一群遊說者：「我們終於清光了紐奧良的國民住宅。我們無法辦到的事，上帝辦到了。」紐奧良最富有的地產開發商坎尼查洛 （Joseph Canizaro）不久前才說出類似的感覺：「我想我們有了一片可以重新開始的空白石板。有了這片空白石板，我們會有龐大的商機。」一週來，巴頓魯治的路 易西安那州議會裡遊說者熙來攘往，都在協助促成這些大商機：降低稅率、放寬管制、更低廉的勞工，和一個「較小、較安全的城市」──實際上就是剷平國宅的計 畫，以高樓公寓取代它們。聽到這些「重新開始」和「空白石板」的說法，會讓你馬上忘掉就在公路那頭幾英里外，還有一大片廢墟、外溢的化學品，以及人的排泄 物混雜的毒水。 在收容所裡的裴利完全聽不進去。「我真的不認為這是把城裡清乾淨。我看到的是城裡有許多人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 他說得很小聲，但我們前面隊伍裡的一位老人聽到，回過頭來說：「巴頓魯治這些人有什麼毛病？這不是什麼商機，而是該死的悲劇。他們瞎了嗎？」 一名帶著兩個孩子的媽插嘴說：「不對，他們沒有瞎，他們是邪惡。他們認為這樣正好。」 從紐奧良淹大水看到機會的人，有一位叫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就是那位倡議放任式資本主義、為近代高度流動的全球經濟奠立理論基礎的祖師級經濟學家。九十三歲高齡、健康日漸衰弱的「米叔 叔」（Uncle Miltie，他的追隨者這麼稱呼他），在海堤破裂三個月後卻有力氣為《華爾街日報》寫一篇專欄。「大多數紐奧良的學校已成廢墟，」傅利曼寫道：「學童的 家也一樣。這些孩子現在分散到全國各地。這是一場悲劇，但同時也是大刀闊斧改革教育體系的機會。」 傅利曼大刀闊斧的想法是，與其把數十億 美元重建基金的其中一部分，用在重建和改善紐奧良既有的公立學校體系，政府應該提供消費券給家庭，用來向民間機構購買所需東西，這些民間機構有許多是以營 利為目的，而且可獲得政府的補貼。傅利曼強調，這些根本的變革將不是權宜措施，而是「永久性的改革」。 一群右派智庫人士抓住傅利曼的提 議，在颶風後降臨這個城市。布希政府支持他們所提的計畫，準備以數千萬美元把紐奧良的學校轉變成「委辦學校」（charter schools），由民間人士根據自訂的規則來經營這些政府資助的機構。委辦學校在美國引發兩極的意見，在紐奧良更是群情激憤，許多非洲裔美國人家長認為 這會倒轉民權運動的成果，將危及所有學童接受同等水準教育的權利。不過，對傅利曼來說，整個國營學校體系的概念散發著社會主義的惡臭。根據他的觀點，國家 唯一的功能是「保護我們的自由，免於國門外的敵人及我們同胞的侵害：維護法律和秩序，執行私人合約，促進競爭市場」。換句話說，就是供應警察和士兵──其 他的一切作為，包括提供免費教育，都是對市場的不公平干預。 與海堤修護和電力網恢復供電的遲緩速度成鮮明對比，紐奧良學校體系的交易進行 得有如軍事行動般快速和精確。在十九個月內，當紐奧良大部分的貧困居民仍流浪在外時，這個城市的公立學校體系幾乎已全被私人經營的委辦學校取代。在卡崔娜 颶風（Hurricane Katrina）前，教育局管理一百二十三所公立學校，現在只剩四所。在颶風前，紐奧良有七所委辦學校，現在則有三十一所。紐奧良的教育過去由一個強而有 力的工會代言，現在工會的合約已被毀棄，四千七百名教師會員全遭解僱。部分年輕教師被委辦學校以較低的薪資重新僱用；大部分人則沒有這麼幸運。 據 《紐約時報》報導，紐奧良現在是「美國推廣委辦學校績效卓著的實驗場」，而傅利曼學派的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則熱烈讚揚「卡崔娜在一天內成就了……路易西安那州學校改革者多年來無法辦到的事」。在此同時，公立學校的教師只能眼睜睜看著救援大 水災民的經費被用來廢除公立學校體系，並以私人學校取代，他們形容傅利曼的計畫為「教育版的強奪土地」。 這種趁著災難對公共領域進行精心策畫的掠奪，以及看待災難有如刺激的市場機會，我稱之為「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 傅 利曼的紐奧良專欄成為他最後一篇公共政策建言；他在不到一年後的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去逝，享壽九十四歲。一個中型美國城市的學校體系私有化，似乎不像 是一位被譽為半世紀來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應該熱衷的事，尤其是他的信徒包括了數位美國總統、英國首相、俄羅斯獨裁者、波蘭財政部長、第三世界獨裁者、中 國共產黨書記、國際貨幣基金（IMF）總經理，以及三位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主席。但他決定利用紐奧良的危機，倡導基本教義版的資本主義，也許是 這位精力充沛、身高五英尺二英寸的教授對世人恰如其分的告別，畢竟他曾在聲名最盛時，形容自己是「一個在禮拜日講道的老派傳道者」。 過去三十多年來，傅利曼和他有權有勢的追隨者不斷精益求精的，正是這個策略：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受到震驚的人民仍茫無頭緒時，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 傅 利曼在他一篇最具影響力的文章中，明白闡述當代資本主義的核心策略，也就是我恍然大悟後所稱的震撼主義（shock doctrine）。他發現「只有危機會造成實質改變，無論是實際的危機或感覺上像危機。當危機發生時，人所採取的行動決定於周圍可得的想法。我相信這就 是我們的基本職責：發展出既有政策的替代方案，讓它們保持活躍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變成政治上的不可避免」。有些人囤積罐頭食物和水，以防備發生 重大災難；傅利曼則囤積自由市場的想法。一旦發生危機，這位芝加哥大學教授相信就必須迅速行動，在受到危機破壞的社會重新陷入「現況的專制」前，強加快速 且無法扭轉的改變。他估計，「一個新統治當局約有六到九個月時間可以達成重大改變；如果在這段期間不抓住機會採取果斷行動，機會將一去不復返。」這是馬基 維利忠告應「立即」施加「傷害」的變異版，也是傅利曼留給世人的終極策略之一。 傅利曼第一次學到如何利用大規模的震撼或危機是在七○年代 中期，當時他擔任智利獨裁者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將軍的顧問。在皮諾契的暴力政變後，不僅智利人陷於震撼狀態，整個國家也遭到嚴重惡性通貨膨脹的創傷。傅利曼建議皮諾契採取一連串迅速 的經濟變革──降稅、自由貿易、私有化、削減社會支出和解除管制。後來智利人甚至發現，他們的公立學校被公費補助（voucher- funded）的私校所取代。這是史上最極端的資本主義改造計畫，日後更以「芝加哥學派」革命著稱，因為皮諾契的經濟學家中，有許多在芝加哥大學就讀時拜 在傅利曼門下。傅利曼預測：迅速、突然和大規模的經濟改變，將激起能「促進調整」的群眾心理反應。他為這個痛苦的技術創造一個名詞：經濟「震撼治 療」（shock treatment）。此後數十年，每當政府採取大規模自由市場計畫，這種驟然實施的震撼治療或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就一直是首選的方法。 皮契諾也以他自己的震撼治療來促進調整；這些治療在許多酷刑室中進行，施加在被認為最可能阻擋資 本主義轉型的人痛苦掙扎的身體上。許多拉丁美洲人認為，造成數百萬人生活貧困的經濟震撼，和對數十萬名信仰不同社會的人濫施酷刑間，有直接的關聯。例如， 烏拉圭作家賈利安諾（Eduardo Galeano）問：「如果不靠電擊的震撼，這種不平等怎麼可能維持？」 這三種不同形式的震撼降臨 智利整整三十年後，整套模式又在伊拉克復興，而且暴力程度遠為慘烈。最先是戰爭，根據「震撼與威懾軍事理論」作者群的說法，目的在於「控制敵人的意志、知 覺與思想，並實際上造成敵人無力行動或反應」。接著是激進的經濟震撼治療，在國家仍然烽火連天時，由美國行政長官布雷默（Paul Bremer）進行大規模私有化、完全開放自由貿易、實施十五％的單一稅，並大幅縮小政府編制。伊拉克臨時貿易部長亞拉威（Ali Abdul Amir Allawi）當時說，他的同胞「已厭倦於被當成實驗對象。我們的體制已受到太多震撼，所以我們的經濟不需要這種震撼療法」。當伊拉克人反對時，他們被逮 捕送進監牢，他們的身體和心智在那裡承受更多震撼，而且這種震撼絕非譬喻。 我從四年前開始研究自由市場如何依賴震撼的力量，當時是占領伊拉克的初期。我從巴格達報導，震撼與威懾之後美國嘗試施行震撼療法遭到挫敗。然後我前往斯里 蘭卡，時值二○○四年大海嘯後數個月，也目睹不同情況下的相同操縱：外國投資人與國際放款機構聯手利用驚慌的氣氛，把整個美麗的海岸交給創業家，迅速興建 大型休閒旅遊中心，阻擋數十萬名漁民在海邊重建他們的村莊。「在命運殘酷的作弄下，大自然給了斯里蘭卡獨特的機會，從這場大悲劇中將誕生一個世界級的旅遊 地點。」斯里蘭卡政府宣布說。等到卡崔娜颶風襲擊紐奧良，共和黨政治人物、智庫及土地開發商開始討論「空白石板」和令人振奮的機會時，世人已經可以明顯看 出，這是一個達成企業目標的慣用策略：利用集體創傷的機會，進行激進的社會與經濟改革。 大多數逃過大劫難的人想要的不是一片空白石板：他 們要的是挽救任何能救回的東西，修復被毀損的東西；他們想重新鞏固與家園的關聯。「當我重建這個城市時，我感覺像在修復自己。」紐奧良受創最重的南九區居 民卡珊卓，在清除颶風過後的瓦礫時說。但災難資本主義者對修復舊觀不感興趣。在伊拉克、斯里蘭卡和紐奧良，這個過程被刻意稱為「重 建」（reconstruction），第一步是完成災難未完的工作，即掃除公共領域與舊社區殘留的一切東西，然後迅速以一種商業式的新耶路撒冷聖城 （New Jerusalem）取而代之──一切都趕在戰爭或自然災害的犧牲者能重新集結、並要回原本屬於他們的東西前完成。 貝托斯 （Mike Battles）說得好：「對我們來說，恐懼和混亂提供了大好機會。」這位三十四歲的前中央情報局（CIA）情報員說的是，入侵伊拉克後的混亂幫助他原本 沒有名氣且毫無經驗的私人安全公司貝托斯（Custer Battles），從聯邦政府弄到約一億美元的合約。他的話也可以用作當代資本主義的口號──恐懼和混亂是每一次新躍進的觸媒。 當我對大 獲利與大災難間的關聯展開研究時，我以為看到的是，世界各地「解放」市場的動力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我曾參與一九九九年首度在西雅圖登上世界舞臺的反企業 勢力擴張運動，早就習於類似的親商政策透過脅迫式的世界貿易組織（WTO）高峰會，或以ＩＭＦ貸款附帶條件強加實施。這類作法有三個如同註冊商標的要求： 私有化、政府放寬管制，和大幅削減社會支出。這三項要求通常極不受社會大眾歡迎，但這些協議在簽訂的時候，至少有經過各國政府之間的協商同意，也有所謂專 家的共識。但現在這些意識形態計畫，卻透過最惡劣的手段強行實施：在入侵後的外國軍事占領下，或緊接在一場大天然災難後。九一一恐怖攻擊似乎提供了華盛頓 特權，不必徵詢其他國家是否喜歡美國式的「自由貿易與民主」，就可以藉震撼與威懾的武力強加在他國。 不過，當我愈深入發掘這種市場模式席 捲全球的歷史，就愈發現利用危機與災難從一開始就是傅利曼運動的操作手法──這種資本主義的基本教義派形式向來就需要災難來達成。這在規模愈來愈大和愈嚴 重的災難中明顯可見，但在伊拉克和紐奧良發生的情況並非九一一之後的新發明。相反的，這些利用危機的大膽實驗，是過去三十年嚴格遵從震撼主義的極致表現。 透 過這套主義的透鏡觀看，過去三十五年看起來大不相同。一些最惡名昭彰的侵犯人權事件，和過去被視為反民主政權施行的虐待行為，實際上卻是深思熟慮的作法， 目的在於威嚇大眾，或為採用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預作準備。在七○年代的阿根廷軍事政權下，有三萬名以左派活動分子為主的人「失蹤」，這與該國實施芝加 哥學派政策密不可分，就好像恐怖和智利類似的經濟改革息息相關。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震撼，以及隨後數萬人遭逮捕，讓共產黨能夠放手把 許多地方改造成大出口區，並填滿害怕得不敢主張自己權利的工人。在一九九三年的俄羅斯，葉爾欽（Boris Yeltsin）決定派遣坦克對國會大廈開火，囚禁反對黨領袖，以剷除賤價拍賣國產給民間的障礙，扶植了俄羅斯惡名昭彰的經濟寡頭（oligarch）。 一九八二年的福克蘭群島戰爭（Falklands War），讓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達成類似目的：戰爭帶來的混亂和民族主義激情，讓她得以用強大的武力鎮壓煤礦工人的罷工，並掀起西方民主國家第一波民營化熱潮。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NATO）國家一九九九年攻擊貝爾格勒（Belgrade），為這個舊稱南斯拉夫的國家創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條件──一個戰爭前就已設定的目 標。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震撼都被利用來為經濟震撼療法舖路。 這些被用來達成「軟化」作用的創傷手 段，不一定都極為暴力。在八○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債務危機迫使國家面對一位前ＩＭＦ官員說的「不私有化就死亡」。惡性通貨膨脹和深陷債務泥淖，使這些 國家無法拒絕外國貸款附帶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證會解救他們免於更大災難的「震撼治療」。在亞洲，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金融危機（嚴重程度幾近大蕭條）讓 亞洲小龍為之屈膝而打開市場，進行《紐約時報》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這些國家有許多是民主政體，但激進的自由市場轉型執行的方式卻一點也不 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傅利曼所熟知的，大規模危機的氣氛提供了推翻選民期望的藉口，而把國家交給經濟「技術官僚」。 當然，在有些例子，採 用自由市場政策是出於民主方式──政治人物以強硬的政綱競選並贏得選舉，美國的雷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國的沙克吉（Nicolas Sarkozy）當選則是晚近的事。不過，在這些例子裡，自由市場十字軍面對了大眾壓力，最後免不了被迫修正激進的計畫，接受漸進的改變而捨棄全面轉型。 從根本上來說，雖然傅利曼的經濟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夠部分實施，但極權政治才是它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必要條件。經濟震撼療法若要徹底實行──像七○年代的智 利、八○年代末的中國、九○年代的俄羅斯，以及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以後的美國──通常需要額外施加某種重大集體創傷，以便暫時停止或完全阻擋民主運作。 這種意識形態十字軍出現在南美的獨裁政權，也存在它征服的最大領土──俄羅斯和中國──它一直與冷酷的領導階層相處最融洽，而且創造出最多利潤。 震撼療法班師回朝 傅利曼的芝加哥學派運動從七○年代以後，征服世界各地許多領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產國一直未獲得完全的施展。雷根確實跨出第一步，但美國仍然保有福利體系、社會安全計畫，以及父母堅決不肯放棄的公立學校。以傅利曼的話來說，美國仍然「非理性地依附著社會主義體制」。 共 和黨一九九五年掌控國會時，歸化美國的加拿大人、日後為小布希（George W. Bush）撰寫講稿的富魯姆（David Frum），與一群所謂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呼籲美國應進行震撼療法式的經濟革命。「我想我們應該這麼做。與其漸進地削 減──這裡一點、那裡一點──我主張從今年夏季的某一天開始，我們一口氣取消三百個計畫，每個價值十億美元或更少。也許這種削減產生不了很大的影響，但它 的意義可大了。而且你馬上可以辦到。」 富魯姆當時無緣體驗這種本土震撼療法，主要是因為沒有國內危機事先舖好路。但二○○一年的情況大不 相同。九一一攻擊發生時，白宮已擠滿傅利曼的門徒，包括他的好友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布希團隊以驚人的速度，掌握集體暈眩的大好機會──並非布希政府陰謀策畫了危機（像某些人說的那樣），而是因為政府要員都是拉丁美洲 和東歐災難資本主義實驗的老手。他們同屬一個運動，而這個運動渴盼危機有如久旱巴望下雨的農民，或者像期待開悟的基督教錫安主義末日派教徒。當等候已久的 危機降臨時，他們馬上就知道機會終於到來。 三十年多來，傅利曼和他的追隨者有系統地利用其他國家的震撼時刻──類似九一一的外國事件，最早從皮諾契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的政變開始。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發生的是，一個在美國大學孕育並由華盛頓的機構強化的意識形態，終於有機會回到故鄉。 布 希政府立即抓住攻擊事件激發的恐懼，不但發動「反恐戰爭」，而且把它變成純粹的營利事業，讓這個新產業為漸露疲態的美國經濟注入新活力。這個新產業可以稱 為「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其觸角比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總統任期結束時所警告的軍產複合體還廣：這是一場私人企業發動的全球戰爭，戰役是由公帑來支應，永不停息的任務則是保護美國家園永 遠屹立不搖，和消滅外國的一切「邪惡」。在短短幾年內，這個複合體已不斷擴展它的市場觸角，從打擊恐怖主義到國際維安、都市政策，到因應日益頻繁的自然災 害等等。位居這個複合體核心的企業財團，其終極目標是把在特殊環境下快速發展的營利政府模式，帶進承平時期和日常的運作中──換句話說，就是把政府私有 化。 為了發動這個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布希政府未經公共辯論，就把許多最敏感與核心的政府機能外包給私人公司──從提供醫療給士兵、偵訊 囚犯，到蒐集大眾的資訊，並進行「資料採礦」（data mining）。在這場永不停止的戰爭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管理各式各樣的承包商，而是一家財力雄厚的創業資本家，不但提供創立複合體的種籽基金，也變 成其新服務的最大顧客。這裡只舉出三個顯示這種轉變規模之大的統計數字：在二○○三年，美國政府授予三千五百一十二項合約給私人公司，以執行安全機能；到 二○○六年八月為止的二十二個月期間，國土安全部授予的這類合約已超過十一萬五千項。全球「國土安全業」在二○○一年以前還是個小產業──現在年值已達二 千億美元。在二○○六年，美國政府用於國土安全的支出平均每個家庭要分攤五百四十五美元。 這只是反恐戰爭本土戰場的支出；真正的大錢是花 在海外戰場上。除了因為伊拉克戰爭而獲利激增的武器承包商外，美國的軍力維護現在是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服務業之一。「沒有兩個擁有麥當勞餐廳的國家曾經互相 打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大膽宣稱。他不但在兩年後被證明說錯話，而且拜營利戰爭的模式所賜，美國軍方還帶著漢堡王（Burger King）和必勝客（Pizza Hut）上戰場，授予它們從伊拉克美軍基地到關達那摩灣（Guantanamo Bay）「迷你市」的專賣經營權。 還 有人道救援與重建所需的經費。在伊拉克首創的營利救援與重建已變成全球的新典範，不管是先發制人戰爭造成的破壞，例如以色列二○○六年攻擊黎巴嫩，或是颶 風帶來的破壞，救援和重建都採營利模式。在資源匱乏和氣候變遷造成新災難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因應危機已發展成不容非營利機構獨占的熱門市場──既然美國最 大的工程公司之一貝泰（Bechtle）可以做，為什麼要讓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密西西比的難民可以住在嘉年華遊艇上，何必安置於接受補 貼的空公寓？既然黑水公司（Blackwater）這類民間安全業者正在尋找新客戶，為什麼要部署聯合國維安部隊在蘇丹達佛（Darfur）？這就是九一 一以後的差別：在之前，戰爭和災難只提供商機給經濟中有限的產業──例如戰鬥機製造商，或重建被炸毀橋樑的營造商。然而，以往戰爭的首要經濟角色是打開原 本封閉的新市場的手段，藉以創造戰後承平時期的繁榮。現在戰爭和災難應變已完全民營化，它們本身就是新市場；不必等候戰爭結束才有繁榮──媒介本身就是訊 息。 這種後現代的作法有一項明顯的優點，以市場術語來說，就是它不會失誤。就像一位市場分析師對能源服務業哈利波頓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營運 特別好所下的評論：「伊拉克的情況比預期好。」當時是二○○六年十月，也是紀錄中戰役最慘烈的月份，有三千七百零九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儘管如此，很少股東 會對戰爭為這家公司創造二百億美元營收感到不滿。
在武器交易、民間傭兵、營利式重建和國土安全產業欣欣向榮之際，從貼著布希政府品牌的後九一一震 撼治療中崛起的，是一種體系完備的新經濟。它在布希時代建立，但現在已獨立存在於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將屹立不搖，直到它深層的財團至上意識形態被發現、隔 離並遭到質疑和挑戰。這個複合體雖然由美國公司支配，但它具有全球性，由英國公司帶來無所不在的保全攝影機技術，以色列公司興建高科技圍牆的專業，以及加 拿大木材業銷售比當地房屋貴好幾倍的組合屋，等等。「我認為以前從來沒有人把災難重建視為真正的房屋市場，」加拿大一家林業集團的執行長貝克說：「這是一 套長期多角化經營的策略。」 就規模來說，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足以媲美「新興市場」和九○年代資訊科技業的榮景。事實上，圈內人透露，獲利 甚至比網路時代還高，之前的其他泡沫破滅後，「安全泡沬」接著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險業獲利（估計光是在美國二○○六年就高達空前的六百億美元），以及石 油業的超高獲利（每一次發生新危機就愈高），災難經濟可能救了世界市場，讓它免於九一一之前瀕臨的全面衰退。 這支意識形態十字軍的發展， 在激進的戰爭和災難民營化中達到最高點，但在嘗試連貫它的歷史時，卻出現一個問題：這種意識形態會變形，它不斷改變名稱和轉換身分。傅利曼自稱是「自由 派」（liberal），但他的美國徒眾認為自由派代表課徵重稅和嬉皮，所以自稱是「保守主義者」（conservatives）、「古典經濟學 家」（classical economist）、「自由市場派」（free marketer），和後來的「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 ）與「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追隨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這些人的教義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但 也常稱為「自由貿易」或「全球化」。九○年代中期以後由右派智庫──與傅利曼有深長的關係，包括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國企業研究院（AEI）──領導的知識分子運動，才自稱為「新保守主義者」，是一種挾美國軍事機器的強大力量為財團目標服務的世 界觀。 所有這些化身都致力於同一個三位一體的政策目標──剷除公共領域、完全解放企業，以及削減社會支出──但這種意識形態的各種名稱沒有一種聽起來恰當。傅利 曼建構他的運動是以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為目標，但當他純正主義的願景在真實世界實踐時，情況卻大不相同。在過去三十年每個採用芝加哥學派政策的國家，都 出現一個由少數極大企業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組成的強大統治聯盟──且兩個集團間的區隔十分模糊而易變。在俄羅斯，這個聯盟的民間富豪參與者叫「寡 頭」（Oligarch）；在中國叫「太子黨」（princeling）；在智利叫「食人魚」（piranha）；在美國則是布希─錢尼鼓吹的「先 驅」（Pioneer）。這些政治與企業菁英崛起後，非但未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反而分進合擊，交換和分配原本由國家掌控寶貴資源的權利──從俄羅斯的 油田、中國的集體土地權，到在伊拉克未經招標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約。 若要說明這種剷除大政府與大企業界線的體制，更正確的名詞不是自由主 義、保守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它的主要特徵是，把公共財富大規模轉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隨著國家債務激增，巨富 與赤貧間的鴻溝不斷擴大，還有以狂熱的民族主義合理化無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對身處這種由體制創造的巨大財富泡沫內的人而言，沒有比這種架構社會的方式更 有利可圖了。但因為絕大多數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政商財團主義國家的其他特徵往往包括嚴密的監視（同樣的，政府和大企業交換恩惠與合約）、大規模監禁、限 縮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見的酷刑。 酷刑的隱喻 從智利、中國到伊拉克，酷刑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場十字軍的沉默夥伴。但嚴刑拷打不只是對反抗者強加不受歡迎政策的工具，也是震撼主義基本邏輯的隱喻。
酷 刑或中情局所說的「強制性審問」，是一套用來使犯人深陷迷失與震驚，以便迫使他們意志屈服的技巧。其指導原則詳述於兩本九○年代末期解密的中情局手冊。手 冊解釋說，打破「抗拒來源」的方法是，創造犯人與他們理解周遭世界能力間的激烈斷裂。首先，感官被剝奪所有的輸入（用頭巾、耳塞、手銬腳鐐、完全隔離）， 然後身體被超過負荷的刺激轟炸（閃光燈、高分貝的音樂、毆打、電擊）。 這個「軟化」階段的目的是在心智激起某種颶風：犯人心理退化，並害 怕到他們無法以理智思考或保護自己的利益。就是在這種震撼狀況下，大多數囚犯提供審訊者想要的任何東西──資訊、自白、放棄以前的信仰。中情局的手冊提供 一種特別簡潔的解釋：「會產生片刻的生命暫停（suspended animation）──時間可能極短暫──這是一種心理震撼或麻痺。它由創傷或次創傷經驗所引起，會徹底破壞對象熟悉的世界，和世界中的自我形象。有經 驗的審問者看到這種效應時會認得，知道這時候抗拒來源比震撼之前更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聽話。」 震撼主義完全仿效這種過程，嘗試以極大的 規模達成酷刑在審訊室對個人達成的事。最明顯的例子是九一一的震撼，造成數百萬人「熟悉的世界」爆炸，打開一段深陷迷失與退化的時期，而布希政府則熟練地 善加利用這樣的情況。突然我們發現自己生活在全新的紀元，我們熟知的一切事物現在都可以被斥為「九一一前的思維」。我們的歷史知識從未有過這般強烈的印 象，北美洲已變成「一片空白石板」，就像毛澤東告訴中國人民的，「可以寫下最新和最美的字句。」一群新專家立即出現，在我們創傷後空白的意識畫布刻下新而 美麗的字句：「文明衝突」、「邪惡軸心」、「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國土安全」。趁著所有人專注在攸關生死的新文化戰爭，布希政府終於可以進行九一一 之前只能夢想的事：在海外發動私有化戰爭，在國內建立一個私人企業國土安全複合體。 這就是震撼主義運作的方式：最初的災難──政變、恐怖攻擊、市場崩盤、戰爭、海嘯、颶風──使全國人口陷於集體震撼中。墜落的炸彈、迸發的恐怖、狂飆的暴 風軟化了整個社會，就像酷刑室裡震耳欲聾的音樂和毆打軟化了囚犯。就像被震懾的囚犯供出同志的名字和背棄他的信心，受震撼的社會往往也放棄平時捍衛的東 西。裴利和他在巴頓魯治收容所的難民同伴，應該放棄他們的住宅計畫和公立學校。在海嘯肆虐後，斯里蘭卡的漁民應該放棄他們寶貴的海濱土地，交給旅館開發 商。如果一切依照計畫進行，伊拉克人應該震驚和威懾到放棄他們的原油儲藏、國營企業和主權，交給美國軍隊和國際聯軍。 自由人的大謊言
在 無數歌頌傅利曼的文章中，幾乎沒有人提到震撼與危機在宣揚他的世界觀中扮演的角色。不過經濟學家的疏漏反而提供了機會，讓我們可以重述他宣揚的激進資本主 義，如何在幾乎全世界每個角落都變成政府正統思想的官方版說法。這是一段童話故事版的歷史，洗淨了與這支十字軍緊密交織的所有暴力和壓制，它也代表過去三 十年來最成功的宣傳手法。這個故事大致是這麼說的： 傅利曼奉獻一生在打一場和平的理想之戰，對抗那些相信政府有責任干預市場以減少傷害的 人。他相信當政治人物開始聽從新政與現代福利國家理論的建構者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時，歷史便「走上錯誤的軌道」。一九二九年的市場崩盤創造了一股無可阻擋的共識，認為放任主義已經失敗，政府必須干預經濟以重新分配財富和 規範企業。在放任主義黯淡無光的時期，共產黨征服東方，福利國被西方擁抱，經濟民族主義在後殖民時代的南方生根，傅利曼和他的導師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耐心保護著純正資本主義的火苗，不受凱因斯信徒嘗試聚積集體財富以建立正義社會的汙染。 「以我所見，最大的錯誤是，」傅利曼一九七五年寫信給皮諾契說：「以為可以用別人的錢來行善。」可惜很少人聽進去，大多數人仍然堅持政府可以而且應該行善。一九六九年的《時代》雜誌貶抑傅利曼為「小丑或寄生蟲」，只有少數人尊崇他是先知。 最 後，當他在知識界的荒野走過數十年後，八○年代終於出現了柴契爾（她稱傅利曼為「思想自由的鬥士」）和雷根（他在總統競選所到之處都帶著一本傅利曼的宣言 《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終於有政治領袖敢於在現實世界中，實施解脫枷鎖的自由市場。根據這則官方版的故事，在雷根和柴契爾和平而民主地解放兩國的市場後，隨 之而來的自由與繁榮是如此受到歡迎，以致於當從馬尼拉到柏林的獨裁體制開始崩解時，人民無不想要大麥克漢堡（Big Mac）和實施雷根經濟政策。 蘇 聯終於崩潰時，「邪惡帝國」的人民也急切地加入傅利曼式的革命，就像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皈依資本主義一樣。這表示邁向真正全球自由市場的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阻 礙，解放的私人企業不僅在自己的國家獲得自由，而且將暢行無阻地跨越國界，把繁榮散播到全世界。全球對如何管理社會形成兩個共識：政治領袖應由選舉產生， 而經濟則應根據傅利曼的原理來運行。正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這是「歷史的終結」，也就是「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傅利曼死時，《財星》雜誌（Fortune）寫道「他帶走了歷史潮 流」；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決議，讚揚他是「人類自由的偉大鬥士，不只在經濟方面，而是在各個領域」；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宣布，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是加州的傅利曼日，數個城市和鄉鎮也這麼做。《華爾街日報》的標題則濃縮成這樣一句簡潔的頌 詞：「自由人」（Freedom Man）。 本書將挑戰這個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細心呵護的聲言──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勝利是從自由中誕生，放任的自由市場能與民主政治攜手而行。相反的，我將證明這種 基本教義派資本主義，總是由最殘暴形式的壓制所接生，施加於國家，也施加在無數個人身上。當代自由市場的歷史──更正確地說是政商財團主義的崛起──是在 震撼中寫下的。 這牽涉極高的賭注。政商財團的聯盟正在征服其最後的邊疆：阿拉伯世界封閉的石油經濟體，以及西方經濟體中長期未受營利入侵 的部門──包括對災難的因應和建立軍備。他們在國內或國外私有化這些基本機能時，甚至已不再虛偽地徵求公眾同意，因此未來將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災 難，才能達成他們的目標。由於震撼與危機扮演的決定性角色，在自由市場崛起的官方紀錄中被徹底抹除，因而在伊拉克和紐奧良所展現的極端手法，往往被誤解為 布希政府特有的無能或親信政治。事實上，布希的事蹟代表的，正是五十年來企業解放運動窮凶惡極的暴力和發展的最高潮。 任何人嘗試以意識形 態來解釋他們追隨者的罪行，都必須極其審慎，我們很容易指控意見不同的人不只是錯誤，而且極權專制、法西斯、集體屠殺。但同樣重要的是，一些危害公眾的意 識形態我們也必須指認出來。這些封閉、基本教義派的教條無法與其他信仰體系共存；它們的追隨者痛恨多元，並且要求絕對的自由以實行其完美的制度。世界的現 況必須加以剷除，讓位給他們純正的創見。這種邏輯源自聖經中洪水與大火的幻想，不可避免地會導向暴力。這種意識形態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種大動 亂來達成，因此是危險的意識形態。 通常只有極端宗教的和激進的理念系統，會想要剷除整個種族和文化，以便達成一個淨化的新世界。但自從蘇 聯崩潰後，一股強大的集體力量急於清算以共產主義之名所犯的滔天罪行。當蘇聯的資訊密室被打破後，研究人員清點人為的饑饉、勞改營和暗殺造成的死亡人數。 這個過程激起舉世的熱烈辯論，想探究有多少暴行是出於意識形態，有多少則是史達林、希奧塞古（Nicolae Ceausescu，編按：羅馬尼亞獨裁者）、毛澤東和波布（Pol Pot，編按：柬埔寨獨裁者）的信徒扭曲的結果。 「正是共產主義的 本質所施加的集體鎮壓，製造出一種國家支持的恐怖統治。」引發廣泛爭議的《共產主義黑皮書》（Black Book of Communism）共同作者柯爾特斯（Stephane Courtois）寫道：「意識形態本身就沒有罪責嗎？」當然有。並不是像部分人見獵心喜宣稱的，所有形式的共產主義本來就主張消滅異己，而是一種教條、 極權、蔑視多元的共產主義詮釋，才導致史達林整肅異己，以及毛澤東設立勞改營。極權共產主義已經（而且應該）因為這些真實世界的實驗而永遠染上汙點。 但 這支想解放世界市場的當代十字軍又如何？為了維護政商財團體制而發動的政變、戰爭和屠殺，從未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罪行，而是被當成狂熱獨裁者的激進作法、冷 戰的局部衝突，和現在的反恐戰爭，所以被輕輕帶過。政商財團主義經濟模式最堅定的反對者，都被有計畫地消滅，不管在七○年代的阿根廷或今日的伊拉克；鎮壓 也被解釋成對抗共產主義或恐怖主義的骯髒戰爭的一部分──從未被視為推動純粹資本主義的鬥爭。 我不是說所有形式的市場體制與生俱來都是暴 力的，很可能有一種市場導向的經濟不需要這種暴力，也不要求意識形態的純粹。消費性產品的自由市場能夠和免費公共醫療、公共學校，或者國家擁有的主要經濟 部門如國營石油公司共存共榮。同樣可能的是，要求大企業支付合宜的薪資，尊重員工組織工會的權利，以及政府藉課稅和重分配財富，以降低政商財團國家明顯的 高度不平等。市場不需要走基本教義路線。 凱因斯在大蕭條後主張的正是這種混合性的管制經濟，那是公共政策的一場革命，造就了新政（New Deal）和遍及世界各國的類似轉變。傅利曼的反革命在一個又一個國家想拆解的，就是這種妥協、查核和制衡的體制。從這個觀點看，芝加哥學派的資本主義， 確實與其他危險的意識形態有共同的特質：渴望追求不可能達到的純粹，企盼可以重建社會模型的空白石板。 這種渴望想獲得神造萬物般的力量， 就是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對危機和災難如此感興趣的原因。尋常的現實世界不合他們野心勃勃的口味。過去三十五年來，讓傅利曼的反革命如此生氣勃勃的，就是只有 在災難式的改變中才可能得到的自由與可能性──當因循舊習和需索不斷的人都被掃到一旁，當民主政治無法實際運作的時候。
震撼主義的信徒深信，只有大斷裂──一場大洪水、戰爭、恐怖攻擊──才能創造他們渴望中的巨大而乾淨的畫布。只有在這種最有可塑性的時刻，當我們心理上無所依靠時，這些敢於大冒險的藝術家，便開始他們重造世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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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情局曾資助一項駭人的心理實驗，意圖透過各種手段將病人固有的人格與記憶徹底清除，變成一張完全空白的白紙，好讓醫生強行重建全新的人格。然而這樣的震撼療法不但沒有帶來任何好處，反而幾乎毀掉遭此待遇的人。 娜歐蜜．克萊恩以此為比喻，批判傅利曼及芝加哥學派領軍的自由市場經濟狂熱信徒，其手段與目的就如同上述心理實驗。這些人近四十年來趁著天災人禍的「大 好機會」，在世界各地發動經濟震撼治療，不論是智利政變、蘇聯解體、天安門事件、亞洲金融風暴，還是9/11恐怖攻擊、伊拉克戰爭、南亞海嘯、卡崔娜颶 風，皆成為他們推動「震撼主義」的絕佳舞臺。 自由市場鼓吹者不斷散播的迷思之一，是經濟開放可以促成政治民主，然而克萊恩細究數十年來全球各地的狀況，實情卻是市場經濟常不惜鎮壓民主。以激烈手段徹底實行自由市場及私有化政策，帶來的不是「短期陣痛」後富裕的新世界，而是廣大民眾的悲慘處境。 幸而我們並非總是用退化來因應震撼，克萊恩也發現，某些深受「震撼主義」之苦的地區，草根的社區力量正逐漸覺醒。源自基層人民的力量開始相互連結，以極具創意和勇氣的民主方式，取回他們被剝奪的事物。在下一次危機與震撼來臨之前，他們已經做好準備。
作者簡介
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一九七○年生於加拿大魁北克，文章常見於美國的《國家》（The Nation）、《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紐約時報》、《女士雜誌》（Ms. Magazine），加拿大《環球郵電》（The Globe and Mail）與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等媒體。二○○○年反思品牌文化、關照全球化黑暗面的《No Logo》出版時，被《泰晤士報》譽為三十五歲以下最有影響力的人。
震撼主義這本書的概念，來自於1950年代誕生的電擊療法。當時，一位來自蒙特婁的醫師卡麥隆，提出”用電擊治療人格問題”的想法。 當時，一般醫師知道，電擊雖然有療效，但帶有副作用：患者可能會短暫記憶喪失，在大量電擊時甚至有行為退化的現象。卡麥隆從這個角度出發，提出一個大膽的 構想：”大量電擊導致的行為退化，代表回到人格發展的初始階段，這正是進行人格治療的好時機”。於是他在美國中情局的資助之下，對他的精神病患進行連續大 量電擊，病人們被關在跟外界完全隔絕的密閉小屋中，被強制下藥睡眠，醒來後每天被電擊兩次，接著是用耳機強制播放數小時的雜音，剝奪所有感官的知覺。這樣 的日子要超過三十天，直到這些病患的感官功能完全退化。這個駭人聽聞的實驗，最後並沒有改善任何病患的病情，反倒是讓所有病患的病情都更加嚴重。許多人記 憶喪失、性格大變、定期在半夜被惡夢驚醒。它變成美軍的一種審訊技術。 作者Naomi Klein卻認為：如果治療的對象放大到整個國家社會，那麼刻意製造政治社會的極度動盪、接著執政者再以鎮壓方式，在人民最無力抗拒的時刻，強力推行執政者要的政策，這不也是一種國家層面的”震撼治療”？。 Naomi在書中舉實際的例子。當中的第一個例子，就是所有讀過經濟學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的的已故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傅利曼。傅利曼所領導的芝加哥經濟 學家，在1970年代，與南美智利的獨裁者皮諾契合作，一方面皮諾契以政變、恐怖鎮壓等方式控制整個國家，再施以芝加哥學派的經濟政策，好驗證這樣的經濟 政策是有效過的。不只智利，好幾個南美國家也都陷入這樣的狀況（鼓吹革命、施以新經濟政策的震撼治療）。 這種”治療”方式，不只在遇到政變的國家可以推行，在遇到經濟風暴、颱風、海嘯，國家陷入一片蕭條的時候，都可以推行，而且推行者也不只是本國領袖，有時 候可能是別的國家、甚至更讓某些企業間接賺取暴利。（例如伊拉克戰爭、亞洲金融風暴、卡崔娜颶風…都可以見到政府/財團大舉介入災後重建方針的身影，而它 們在當中所獲取的財富可能遠遠超過我們想像。這種”災難財”Naomi Klein稱之為：災難資本主義。 這本書值得一讀。雖然許多細節上倒果為因，但是也點出很多事實：在這些災難的背後，到底圖利了誰？購買：
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
內文 引言 空白即是美：三十年的抹除和重造世界 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
──《聖經．創世紀》第六章第十一節（中文和合本） 震撼與威懾（Shock and Awe）就是要製造讓一般大眾、社會中的特定部門，或領導階層所無法理解的恐懼、危險和破壞。以龍捲風、颶風、地震、洪水、失控的大火、饑饉和疾病等形式所展現的自然，就能產生震撼與威懾。
──《震撼與威懾：達成快速掌握》（Shock and Awe: 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的軍事理論 二 ○○五年九月，我在路易西安那州巴頓魯治（Baton Rouge）的紅十字收容所認識裴利（Jamar Perry）。面帶笑容的年輕山達基教徒正在分配晚餐，他也排在隊伍當中。我剛被逮到未在媒體人員陪同下跟被收容者談話，正在設法混入人群，雖然我是這一 大群非裔美國南方人中唯一的加拿大白人。我躲到領食物的隊伍裡，排在裴利後面，好像我們是老朋友那樣要求他跟我談話，而他也和氣地照辦。 他 在紐奧良出生和長大，已離開那個被水淹沒的城市一週。他看起來大約十七歲，但他告訴我是二十三歲。他跟家人苦苦等候來載他們撤離的巴士，但巴士始終未出 現，他們被迫在炙熱的太陽下步行。最後他們來到這裡，一個寬廣的集會中心，通常用來舉辦醫療用品展，或表演「首府大屠殺：終極鐵籠格鬥」，但現在這裡擠滿 了二千頂帆布床，和一大堆憤怒而疲憊的人，由剛從伊拉克返國、暴躁不安的國民警衛隊士兵負責看管。 當天收容所盛傳的消息是，出身該市的知 名共和黨國會議員貝克告訴一群遊說者：「我們終於清光了紐奧良的國民住宅。我們無法辦到的事，上帝辦到了。」紐奧良最富有的地產開發商坎尼查洛 （Joseph Canizaro）不久前才說出類似的感覺：「我想我們有了一片可以重新開始的空白石板。有了這片空白石板，我們會有龐大的商機。」一週來，巴頓魯治的路 易西安那州議會裡遊說者熙來攘往，都在協助促成這些大商機：降低稅率、放寬管制、更低廉的勞工，和一個「較小、較安全的城市」──實際上就是剷平國宅的計 畫，以高樓公寓取代它們。聽到這些「重新開始」和「空白石板」的說法，會讓你馬上忘掉就在公路那頭幾英里外，還有一大片廢墟、外溢的化學品，以及人的排泄 物混雜的毒水。 在收容所裡的裴利完全聽不進去。「我真的不認為這是把城裡清乾淨。我看到的是城裡有許多人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 他說得很小聲，但我們前面隊伍裡的一位老人聽到，回過頭來說：「巴頓魯治這些人有什麼毛病？這不是什麼商機，而是該死的悲劇。他們瞎了嗎？」 一名帶著兩個孩子的媽插嘴說：「不對，他們沒有瞎，他們是邪惡。他們認為這樣正好。」 從紐奧良淹大水看到機會的人，有一位叫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就是那位倡議放任式資本主義、為近代高度流動的全球經濟奠立理論基礎的祖師級經濟學家。九十三歲高齡、健康日漸衰弱的「米叔 叔」（Uncle Miltie，他的追隨者這麼稱呼他），在海堤破裂三個月後卻有力氣為《華爾街日報》寫一篇專欄。「大多數紐奧良的學校已成廢墟，」傅利曼寫道：「學童的 家也一樣。這些孩子現在分散到全國各地。這是一場悲劇，但同時也是大刀闊斧改革教育體系的機會。」 傅利曼大刀闊斧的想法是，與其把數十億 美元重建基金的其中一部分，用在重建和改善紐奧良既有的公立學校體系，政府應該提供消費券給家庭，用來向民間機構購買所需東西，這些民間機構有許多是以營 利為目的，而且可獲得政府的補貼。傅利曼強調，這些根本的變革將不是權宜措施，而是「永久性的改革」。 一群右派智庫人士抓住傅利曼的提 議，在颶風後降臨這個城市。布希政府支持他們所提的計畫，準備以數千萬美元把紐奧良的學校轉變成「委辦學校」（charter schools），由民間人士根據自訂的規則來經營這些政府資助的機構。委辦學校在美國引發兩極的意見，在紐奧良更是群情激憤，許多非洲裔美國人家長認為 這會倒轉民權運動的成果，將危及所有學童接受同等水準教育的權利。不過，對傅利曼來說，整個國營學校體系的概念散發著社會主義的惡臭。根據他的觀點，國家 唯一的功能是「保護我們的自由，免於國門外的敵人及我們同胞的侵害：維護法律和秩序，執行私人合約，促進競爭市場」。換句話說，就是供應警察和士兵──其 他的一切作為，包括提供免費教育，都是對市場的不公平干預。 與海堤修護和電力網恢復供電的遲緩速度成鮮明對比，紐奧良學校體系的交易進行 得有如軍事行動般快速和精確。在十九個月內，當紐奧良大部分的貧困居民仍流浪在外時，這個城市的公立學校體系幾乎已全被私人經營的委辦學校取代。在卡崔娜 颶風（Hurricane Katrina）前，教育局管理一百二十三所公立學校，現在只剩四所。在颶風前，紐奧良有七所委辦學校，現在則有三十一所。紐奧良的教育過去由一個強而有 力的工會代言，現在工會的合約已被毀棄，四千七百名教師會員全遭解僱。部分年輕教師被委辦學校以較低的薪資重新僱用；大部分人則沒有這麼幸運。 據 《紐約時報》報導，紐奧良現在是「美國推廣委辦學校績效卓著的實驗場」，而傅利曼學派的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則熱烈讚揚「卡崔娜在一天內成就了……路易西安那州學校改革者多年來無法辦到的事」。在此同時，公立學校的教師只能眼睜睜看著救援大 水災民的經費被用來廢除公立學校體系，並以私人學校取代，他們形容傅利曼的計畫為「教育版的強奪土地」。 這種趁著災難對公共領域進行精心策畫的掠奪，以及看待災難有如刺激的市場機會，我稱之為「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 傅 利曼的紐奧良專欄成為他最後一篇公共政策建言；他在不到一年後的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去逝，享壽九十四歲。一個中型美國城市的學校體系私有化，似乎不像 是一位被譽為半世紀來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應該熱衷的事，尤其是他的信徒包括了數位美國總統、英國首相、俄羅斯獨裁者、波蘭財政部長、第三世界獨裁者、中 國共產黨書記、國際貨幣基金（IMF）總經理，以及三位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主席。但他決定利用紐奧良的危機，倡導基本教義版的資本主義，也許是 這位精力充沛、身高五英尺二英寸的教授對世人恰如其分的告別，畢竟他曾在聲名最盛時，形容自己是「一個在禮拜日講道的老派傳道者」。 過去三十多年來，傅利曼和他有權有勢的追隨者不斷精益求精的，正是這個策略：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受到震驚的人民仍茫無頭緒時，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 傅 利曼在他一篇最具影響力的文章中，明白闡述當代資本主義的核心策略，也就是我恍然大悟後所稱的震撼主義（shock doctrine）。他發現「只有危機會造成實質改變，無論是實際的危機或感覺上像危機。當危機發生時，人所採取的行動決定於周圍可得的想法。我相信這就 是我們的基本職責：發展出既有政策的替代方案，讓它們保持活躍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變成政治上的不可避免」。有些人囤積罐頭食物和水，以防備發生 重大災難；傅利曼則囤積自由市場的想法。一旦發生危機，這位芝加哥大學教授相信就必須迅速行動，在受到危機破壞的社會重新陷入「現況的專制」前，強加快速 且無法扭轉的改變。他估計，「一個新統治當局約有六到九個月時間可以達成重大改變；如果在這段期間不抓住機會採取果斷行動，機會將一去不復返。」這是馬基 維利忠告應「立即」施加「傷害」的變異版，也是傅利曼留給世人的終極策略之一。 傅利曼第一次學到如何利用大規模的震撼或危機是在七○年代 中期，當時他擔任智利獨裁者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將軍的顧問。在皮諾契的暴力政變後，不僅智利人陷於震撼狀態，整個國家也遭到嚴重惡性通貨膨脹的創傷。傅利曼建議皮諾契採取一連串迅速 的經濟變革──降稅、自由貿易、私有化、削減社會支出和解除管制。後來智利人甚至發現，他們的公立學校被公費補助（voucher- funded）的私校所取代。這是史上最極端的資本主義改造計畫，日後更以「芝加哥學派」革命著稱，因為皮諾契的經濟學家中，有許多在芝加哥大學就讀時拜 在傅利曼門下。傅利曼預測：迅速、突然和大規模的經濟改變，將激起能「促進調整」的群眾心理反應。他為這個痛苦的技術創造一個名詞：經濟「震撼治 療」（shock treatment）。此後數十年，每當政府採取大規模自由市場計畫，這種驟然實施的震撼治療或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就一直是首選的方法。 皮契諾也以他自己的震撼治療來促進調整；這些治療在許多酷刑室中進行，施加在被認為最可能阻擋資 本主義轉型的人痛苦掙扎的身體上。許多拉丁美洲人認為，造成數百萬人生活貧困的經濟震撼，和對數十萬名信仰不同社會的人濫施酷刑間，有直接的關聯。例如， 烏拉圭作家賈利安諾（Eduardo Galeano）問：「如果不靠電擊的震撼，這種不平等怎麼可能維持？」 這三種不同形式的震撼降臨 智利整整三十年後，整套模式又在伊拉克復興，而且暴力程度遠為慘烈。最先是戰爭，根據「震撼與威懾軍事理論」作者群的說法，目的在於「控制敵人的意志、知 覺與思想，並實際上造成敵人無力行動或反應」。接著是激進的經濟震撼治療，在國家仍然烽火連天時，由美國行政長官布雷默（Paul Bremer）進行大規模私有化、完全開放自由貿易、實施十五％的單一稅，並大幅縮小政府編制。伊拉克臨時貿易部長亞拉威（Ali Abdul Amir Allawi）當時說，他的同胞「已厭倦於被當成實驗對象。我們的體制已受到太多震撼，所以我們的經濟不需要這種震撼療法」。當伊拉克人反對時，他們被逮 捕送進監牢，他們的身體和心智在那裡承受更多震撼，而且這種震撼絕非譬喻。 我從四年前開始研究自由市場如何依賴震撼的力量，當時是占領伊拉克的初期。我從巴格達報導，震撼與威懾之後美國嘗試施行震撼療法遭到挫敗。然後我前往斯里 蘭卡，時值二○○四年大海嘯後數個月，也目睹不同情況下的相同操縱：外國投資人與國際放款機構聯手利用驚慌的氣氛，把整個美麗的海岸交給創業家，迅速興建 大型休閒旅遊中心，阻擋數十萬名漁民在海邊重建他們的村莊。「在命運殘酷的作弄下，大自然給了斯里蘭卡獨特的機會，從這場大悲劇中將誕生一個世界級的旅遊 地點。」斯里蘭卡政府宣布說。等到卡崔娜颶風襲擊紐奧良，共和黨政治人物、智庫及土地開發商開始討論「空白石板」和令人振奮的機會時，世人已經可以明顯看 出，這是一個達成企業目標的慣用策略：利用集體創傷的機會，進行激進的社會與經濟改革。 大多數逃過大劫難的人想要的不是一片空白石板：他 們要的是挽救任何能救回的東西，修復被毀損的東西；他們想重新鞏固與家園的關聯。「當我重建這個城市時，我感覺像在修復自己。」紐奧良受創最重的南九區居 民卡珊卓，在清除颶風過後的瓦礫時說。但災難資本主義者對修復舊觀不感興趣。在伊拉克、斯里蘭卡和紐奧良，這個過程被刻意稱為「重 建」（reconstruction），第一步是完成災難未完的工作，即掃除公共領域與舊社區殘留的一切東西，然後迅速以一種商業式的新耶路撒冷聖城 （New Jerusalem）取而代之──一切都趕在戰爭或自然災害的犧牲者能重新集結、並要回原本屬於他們的東西前完成。 貝托斯 （Mike Battles）說得好：「對我們來說，恐懼和混亂提供了大好機會。」這位三十四歲的前中央情報局（CIA）情報員說的是，入侵伊拉克後的混亂幫助他原本 沒有名氣且毫無經驗的私人安全公司貝托斯（Custer Battles），從聯邦政府弄到約一億美元的合約。他的話也可以用作當代資本主義的口號──恐懼和混亂是每一次新躍進的觸媒。 當我對大 獲利與大災難間的關聯展開研究時，我以為看到的是，世界各地「解放」市場的動力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我曾參與一九九九年首度在西雅圖登上世界舞臺的反企業 勢力擴張運動，早就習於類似的親商政策透過脅迫式的世界貿易組織（WTO）高峰會，或以ＩＭＦ貸款附帶條件強加實施。這類作法有三個如同註冊商標的要求： 私有化、政府放寬管制，和大幅削減社會支出。這三項要求通常極不受社會大眾歡迎，但這些協議在簽訂的時候，至少有經過各國政府之間的協商同意，也有所謂專 家的共識。但現在這些意識形態計畫，卻透過最惡劣的手段強行實施：在入侵後的外國軍事占領下，或緊接在一場大天然災難後。九一一恐怖攻擊似乎提供了華盛頓 特權，不必徵詢其他國家是否喜歡美國式的「自由貿易與民主」，就可以藉震撼與威懾的武力強加在他國。 不過，當我愈深入發掘這種市場模式席 捲全球的歷史，就愈發現利用危機與災難從一開始就是傅利曼運動的操作手法──這種資本主義的基本教義派形式向來就需要災難來達成。這在規模愈來愈大和愈嚴 重的災難中明顯可見，但在伊拉克和紐奧良發生的情況並非九一一之後的新發明。相反的，這些利用危機的大膽實驗，是過去三十年嚴格遵從震撼主義的極致表現。 透 過這套主義的透鏡觀看，過去三十五年看起來大不相同。一些最惡名昭彰的侵犯人權事件，和過去被視為反民主政權施行的虐待行為，實際上卻是深思熟慮的作法， 目的在於威嚇大眾，或為採用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預作準備。在七○年代的阿根廷軍事政權下，有三萬名以左派活動分子為主的人「失蹤」，這與該國實施芝加 哥學派政策密不可分，就好像恐怖和智利類似的經濟改革息息相關。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震撼，以及隨後數萬人遭逮捕，讓共產黨能夠放手把 許多地方改造成大出口區，並填滿害怕得不敢主張自己權利的工人。在一九九三年的俄羅斯，葉爾欽（Boris Yeltsin）決定派遣坦克對國會大廈開火，囚禁反對黨領袖，以剷除賤價拍賣國產給民間的障礙，扶植了俄羅斯惡名昭彰的經濟寡頭（oligarch）。 一九八二年的福克蘭群島戰爭（Falklands War），讓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達成類似目的：戰爭帶來的混亂和民族主義激情，讓她得以用強大的武力鎮壓煤礦工人的罷工，並掀起西方民主國家第一波民營化熱潮。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NATO）國家一九九九年攻擊貝爾格勒（Belgrade），為這個舊稱南斯拉夫的國家創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條件──一個戰爭前就已設定的目 標。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震撼都被利用來為經濟震撼療法舖路。 這些被用來達成「軟化」作用的創傷手 段，不一定都極為暴力。在八○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債務危機迫使國家面對一位前ＩＭＦ官員說的「不私有化就死亡」。惡性通貨膨脹和深陷債務泥淖，使這些 國家無法拒絕外國貸款附帶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證會解救他們免於更大災難的「震撼治療」。在亞洲，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金融危機（嚴重程度幾近大蕭條）讓 亞洲小龍為之屈膝而打開市場，進行《紐約時報》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這些國家有許多是民主政體，但激進的自由市場轉型執行的方式卻一點也不 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傅利曼所熟知的，大規模危機的氣氛提供了推翻選民期望的藉口，而把國家交給經濟「技術官僚」。 當然，在有些例子，採 用自由市場政策是出於民主方式──政治人物以強硬的政綱競選並贏得選舉，美國的雷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國的沙克吉（Nicolas Sarkozy）當選則是晚近的事。不過，在這些例子裡，自由市場十字軍面對了大眾壓力，最後免不了被迫修正激進的計畫，接受漸進的改變而捨棄全面轉型。 從根本上來說，雖然傅利曼的經濟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夠部分實施，但極權政治才是它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必要條件。經濟震撼療法若要徹底實行──像七○年代的智 利、八○年代末的中國、九○年代的俄羅斯，以及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以後的美國──通常需要額外施加某種重大集體創傷，以便暫時停止或完全阻擋民主運作。 這種意識形態十字軍出現在南美的獨裁政權，也存在它征服的最大領土──俄羅斯和中國──它一直與冷酷的領導階層相處最融洽，而且創造出最多利潤。 震撼療法班師回朝 傅利曼的芝加哥學派運動從七○年代以後，征服世界各地許多領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產國一直未獲得完全的施展。雷根確實跨出第一步，但美國仍然保有福利體系、社會安全計畫，以及父母堅決不肯放棄的公立學校。以傅利曼的話來說，美國仍然「非理性地依附著社會主義體制」。 共 和黨一九九五年掌控國會時，歸化美國的加拿大人、日後為小布希（George W. Bush）撰寫講稿的富魯姆（David Frum），與一群所謂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呼籲美國應進行震撼療法式的經濟革命。「我想我們應該這麼做。與其漸進地削 減──這裡一點、那裡一點──我主張從今年夏季的某一天開始，我們一口氣取消三百個計畫，每個價值十億美元或更少。也許這種削減產生不了很大的影響，但它 的意義可大了。而且你馬上可以辦到。」 富魯姆當時無緣體驗這種本土震撼療法，主要是因為沒有國內危機事先舖好路。但二○○一年的情況大不 相同。九一一攻擊發生時，白宮已擠滿傅利曼的門徒，包括他的好友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布希團隊以驚人的速度，掌握集體暈眩的大好機會──並非布希政府陰謀策畫了危機（像某些人說的那樣），而是因為政府要員都是拉丁美洲 和東歐災難資本主義實驗的老手。他們同屬一個運動，而這個運動渴盼危機有如久旱巴望下雨的農民，或者像期待開悟的基督教錫安主義末日派教徒。當等候已久的 危機降臨時，他們馬上就知道機會終於到來。 三十年多來，傅利曼和他的追隨者有系統地利用其他國家的震撼時刻──類似九一一的外國事件，最早從皮諾契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的政變開始。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發生的是，一個在美國大學孕育並由華盛頓的機構強化的意識形態，終於有機會回到故鄉。 布 希政府立即抓住攻擊事件激發的恐懼，不但發動「反恐戰爭」，而且把它變成純粹的營利事業，讓這個新產業為漸露疲態的美國經濟注入新活力。這個新產業可以稱 為「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其觸角比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總統任期結束時所警告的軍產複合體還廣：這是一場私人企業發動的全球戰爭，戰役是由公帑來支應，永不停息的任務則是保護美國家園永 遠屹立不搖，和消滅外國的一切「邪惡」。在短短幾年內，這個複合體已不斷擴展它的市場觸角，從打擊恐怖主義到國際維安、都市政策，到因應日益頻繁的自然災 害等等。位居這個複合體核心的企業財團，其終極目標是把在特殊環境下快速發展的營利政府模式，帶進承平時期和日常的運作中──換句話說，就是把政府私有 化。 為了發動這個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布希政府未經公共辯論，就把許多最敏感與核心的政府機能外包給私人公司──從提供醫療給士兵、偵訊 囚犯，到蒐集大眾的資訊，並進行「資料採礦」（data mining）。在這場永不停止的戰爭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管理各式各樣的承包商，而是一家財力雄厚的創業資本家，不但提供創立複合體的種籽基金，也變 成其新服務的最大顧客。這裡只舉出三個顯示這種轉變規模之大的統計數字：在二○○三年，美國政府授予三千五百一十二項合約給私人公司，以執行安全機能；到 二○○六年八月為止的二十二個月期間，國土安全部授予的這類合約已超過十一萬五千項。全球「國土安全業」在二○○一年以前還是個小產業──現在年值已達二 千億美元。在二○○六年，美國政府用於國土安全的支出平均每個家庭要分攤五百四十五美元。 這只是反恐戰爭本土戰場的支出；真正的大錢是花 在海外戰場上。除了因為伊拉克戰爭而獲利激增的武器承包商外，美國的軍力維護現在是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服務業之一。「沒有兩個擁有麥當勞餐廳的國家曾經互相 打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大膽宣稱。他不但在兩年後被證明說錯話，而且拜營利戰爭的模式所賜，美國軍方還帶著漢堡王（Burger King）和必勝客（Pizza Hut）上戰場，授予它們從伊拉克美軍基地到關達那摩灣（Guantanamo Bay）「迷你市」的專賣經營權。 還 有人道救援與重建所需的經費。在伊拉克首創的營利救援與重建已變成全球的新典範，不管是先發制人戰爭造成的破壞，例如以色列二○○六年攻擊黎巴嫩，或是颶 風帶來的破壞，救援和重建都採營利模式。在資源匱乏和氣候變遷造成新災難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因應危機已發展成不容非營利機構獨占的熱門市場──既然美國最 大的工程公司之一貝泰（Bechtle）可以做，為什麼要讓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密西西比的難民可以住在嘉年華遊艇上，何必安置於接受補 貼的空公寓？既然黑水公司（Blackwater）這類民間安全業者正在尋找新客戶，為什麼要部署聯合國維安部隊在蘇丹達佛（Darfur）？這就是九一 一以後的差別：在之前，戰爭和災難只提供商機給經濟中有限的產業──例如戰鬥機製造商，或重建被炸毀橋樑的營造商。然而，以往戰爭的首要經濟角色是打開原 本封閉的新市場的手段，藉以創造戰後承平時期的繁榮。現在戰爭和災難應變已完全民營化，它們本身就是新市場；不必等候戰爭結束才有繁榮──媒介本身就是訊 息。 這種後現代的作法有一項明顯的優點，以市場術語來說，就是它不會失誤。就像一位市場分析師對能源服務業哈利波頓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營運 特別好所下的評論：「伊拉克的情況比預期好。」當時是二○○六年十月，也是紀錄中戰役最慘烈的月份，有三千七百零九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儘管如此，很少股東 會對戰爭為這家公司創造二百億美元營收感到不滿。
在武器交易、民間傭兵、營利式重建和國土安全產業欣欣向榮之際，從貼著布希政府品牌的後九一一震 撼治療中崛起的，是一種體系完備的新經濟。它在布希時代建立，但現在已獨立存在於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將屹立不搖，直到它深層的財團至上意識形態被發現、隔 離並遭到質疑和挑戰。這個複合體雖然由美國公司支配，但它具有全球性，由英國公司帶來無所不在的保全攝影機技術，以色列公司興建高科技圍牆的專業，以及加 拿大木材業銷售比當地房屋貴好幾倍的組合屋，等等。「我認為以前從來沒有人把災難重建視為真正的房屋市場，」加拿大一家林業集團的執行長貝克說：「這是一 套長期多角化經營的策略。」 就規模來說，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足以媲美「新興市場」和九○年代資訊科技業的榮景。事實上，圈內人透露，獲利 甚至比網路時代還高，之前的其他泡沫破滅後，「安全泡沬」接著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險業獲利（估計光是在美國二○○六年就高達空前的六百億美元），以及石 油業的超高獲利（每一次發生新危機就愈高），災難經濟可能救了世界市場，讓它免於九一一之前瀕臨的全面衰退。 這支意識形態十字軍的發展， 在激進的戰爭和災難民營化中達到最高點，但在嘗試連貫它的歷史時，卻出現一個問題：這種意識形態會變形，它不斷改變名稱和轉換身分。傅利曼自稱是「自由 派」（liberal），但他的美國徒眾認為自由派代表課徵重稅和嬉皮，所以自稱是「保守主義者」（conservatives）、「古典經濟學 家」（classical economist）、「自由市場派」（free marketer），和後來的「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 ）與「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追隨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這些人的教義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但 也常稱為「自由貿易」或「全球化」。九○年代中期以後由右派智庫──與傅利曼有深長的關係，包括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國企業研究院（AEI）──領導的知識分子運動，才自稱為「新保守主義者」，是一種挾美國軍事機器的強大力量為財團目標服務的世 界觀。 所有這些化身都致力於同一個三位一體的政策目標──剷除公共領域、完全解放企業，以及削減社會支出──但這種意識形態的各種名稱沒有一種聽起來恰當。傅利 曼建構他的運動是以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為目標，但當他純正主義的願景在真實世界實踐時，情況卻大不相同。在過去三十年每個採用芝加哥學派政策的國家，都 出現一個由少數極大企業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組成的強大統治聯盟──且兩個集團間的區隔十分模糊而易變。在俄羅斯，這個聯盟的民間富豪參與者叫「寡 頭」（Oligarch）；在中國叫「太子黨」（princeling）；在智利叫「食人魚」（piranha）；在美國則是布希─錢尼鼓吹的「先 驅」（Pioneer）。這些政治與企業菁英崛起後，非但未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反而分進合擊，交換和分配原本由國家掌控寶貴資源的權利──從俄羅斯的 油田、中國的集體土地權，到在伊拉克未經招標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約。 若要說明這種剷除大政府與大企業界線的體制，更正確的名詞不是自由主 義、保守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它的主要特徵是，把公共財富大規模轉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隨著國家債務激增，巨富 與赤貧間的鴻溝不斷擴大，還有以狂熱的民族主義合理化無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對身處這種由體制創造的巨大財富泡沫內的人而言，沒有比這種架構社會的方式更 有利可圖了。但因為絕大多數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政商財團主義國家的其他特徵往往包括嚴密的監視（同樣的，政府和大企業交換恩惠與合約）、大規模監禁、限 縮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見的酷刑。 酷刑的隱喻 從智利、中國到伊拉克，酷刑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場十字軍的沉默夥伴。但嚴刑拷打不只是對反抗者強加不受歡迎政策的工具，也是震撼主義基本邏輯的隱喻。
酷 刑或中情局所說的「強制性審問」，是一套用來使犯人深陷迷失與震驚，以便迫使他們意志屈服的技巧。其指導原則詳述於兩本九○年代末期解密的中情局手冊。手 冊解釋說，打破「抗拒來源」的方法是，創造犯人與他們理解周遭世界能力間的激烈斷裂。首先，感官被剝奪所有的輸入（用頭巾、耳塞、手銬腳鐐、完全隔離）， 然後身體被超過負荷的刺激轟炸（閃光燈、高分貝的音樂、毆打、電擊）。 這個「軟化」階段的目的是在心智激起某種颶風：犯人心理退化，並害 怕到他們無法以理智思考或保護自己的利益。就是在這種震撼狀況下，大多數囚犯提供審訊者想要的任何東西──資訊、自白、放棄以前的信仰。中情局的手冊提供 一種特別簡潔的解釋：「會產生片刻的生命暫停（suspended animation）──時間可能極短暫──這是一種心理震撼或麻痺。它由創傷或次創傷經驗所引起，會徹底破壞對象熟悉的世界，和世界中的自我形象。有經 驗的審問者看到這種效應時會認得，知道這時候抗拒來源比震撼之前更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聽話。」 震撼主義完全仿效這種過程，嘗試以極大的 規模達成酷刑在審訊室對個人達成的事。最明顯的例子是九一一的震撼，造成數百萬人「熟悉的世界」爆炸，打開一段深陷迷失與退化的時期，而布希政府則熟練地 善加利用這樣的情況。突然我們發現自己生活在全新的紀元，我們熟知的一切事物現在都可以被斥為「九一一前的思維」。我們的歷史知識從未有過這般強烈的印 象，北美洲已變成「一片空白石板」，就像毛澤東告訴中國人民的，「可以寫下最新和最美的字句。」一群新專家立即出現，在我們創傷後空白的意識畫布刻下新而 美麗的字句：「文明衝突」、「邪惡軸心」、「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國土安全」。趁著所有人專注在攸關生死的新文化戰爭，布希政府終於可以進行九一一 之前只能夢想的事：在海外發動私有化戰爭，在國內建立一個私人企業國土安全複合體。 這就是震撼主義運作的方式：最初的災難──政變、恐怖攻擊、市場崩盤、戰爭、海嘯、颶風──使全國人口陷於集體震撼中。墜落的炸彈、迸發的恐怖、狂飆的暴 風軟化了整個社會，就像酷刑室裡震耳欲聾的音樂和毆打軟化了囚犯。就像被震懾的囚犯供出同志的名字和背棄他的信心，受震撼的社會往往也放棄平時捍衛的東 西。裴利和他在巴頓魯治收容所的難民同伴，應該放棄他們的住宅計畫和公立學校。在海嘯肆虐後，斯里蘭卡的漁民應該放棄他們寶貴的海濱土地，交給旅館開發 商。如果一切依照計畫進行，伊拉克人應該震驚和威懾到放棄他們的原油儲藏、國營企業和主權，交給美國軍隊和國際聯軍。 自由人的大謊言
在 無數歌頌傅利曼的文章中，幾乎沒有人提到震撼與危機在宣揚他的世界觀中扮演的角色。不過經濟學家的疏漏反而提供了機會，讓我們可以重述他宣揚的激進資本主 義，如何在幾乎全世界每個角落都變成政府正統思想的官方版說法。這是一段童話故事版的歷史，洗淨了與這支十字軍緊密交織的所有暴力和壓制，它也代表過去三 十年來最成功的宣傳手法。這個故事大致是這麼說的： 傅利曼奉獻一生在打一場和平的理想之戰，對抗那些相信政府有責任干預市場以減少傷害的 人。他相信當政治人物開始聽從新政與現代福利國家理論的建構者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時，歷史便「走上錯誤的軌道」。一九二九年的市場崩盤創造了一股無可阻擋的共識，認為放任主義已經失敗，政府必須干預經濟以重新分配財富和 規範企業。在放任主義黯淡無光的時期，共產黨征服東方，福利國被西方擁抱，經濟民族主義在後殖民時代的南方生根，傅利曼和他的導師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耐心保護著純正資本主義的火苗，不受凱因斯信徒嘗試聚積集體財富以建立正義社會的汙染。 「以我所見，最大的錯誤是，」傅利曼一九七五年寫信給皮諾契說：「以為可以用別人的錢來行善。」可惜很少人聽進去，大多數人仍然堅持政府可以而且應該行善。一九六九年的《時代》雜誌貶抑傅利曼為「小丑或寄生蟲」，只有少數人尊崇他是先知。 最 後，當他在知識界的荒野走過數十年後，八○年代終於出現了柴契爾（她稱傅利曼為「思想自由的鬥士」）和雷根（他在總統競選所到之處都帶著一本傅利曼的宣言 《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終於有政治領袖敢於在現實世界中，實施解脫枷鎖的自由市場。根據這則官方版的故事，在雷根和柴契爾和平而民主地解放兩國的市場後，隨 之而來的自由與繁榮是如此受到歡迎，以致於當從馬尼拉到柏林的獨裁體制開始崩解時，人民無不想要大麥克漢堡（Big Mac）和實施雷根經濟政策。 蘇 聯終於崩潰時，「邪惡帝國」的人民也急切地加入傅利曼式的革命，就像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皈依資本主義一樣。這表示邁向真正全球自由市場的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阻 礙，解放的私人企業不僅在自己的國家獲得自由，而且將暢行無阻地跨越國界，把繁榮散播到全世界。全球對如何管理社會形成兩個共識：政治領袖應由選舉產生， 而經濟則應根據傅利曼的原理來運行。正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這是「歷史的終結」，也就是「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傅利曼死時，《財星》雜誌（Fortune）寫道「他帶走了歷史潮 流」；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決議，讚揚他是「人類自由的偉大鬥士，不只在經濟方面，而是在各個領域」；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宣布，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是加州的傅利曼日，數個城市和鄉鎮也這麼做。《華爾街日報》的標題則濃縮成這樣一句簡潔的頌 詞：「自由人」（Freedom Man）。 本書將挑戰這個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細心呵護的聲言──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勝利是從自由中誕生，放任的自由市場能與民主政治攜手而行。相反的，我將證明這種 基本教義派資本主義，總是由最殘暴形式的壓制所接生，施加於國家，也施加在無數個人身上。當代自由市場的歷史──更正確地說是政商財團主義的崛起──是在 震撼中寫下的。 這牽涉極高的賭注。政商財團的聯盟正在征服其最後的邊疆：阿拉伯世界封閉的石油經濟體，以及西方經濟體中長期未受營利入侵 的部門──包括對災難的因應和建立軍備。他們在國內或國外私有化這些基本機能時，甚至已不再虛偽地徵求公眾同意，因此未來將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災 難，才能達成他們的目標。由於震撼與危機扮演的決定性角色，在自由市場崛起的官方紀錄中被徹底抹除，因而在伊拉克和紐奧良所展現的極端手法，往往被誤解為 布希政府特有的無能或親信政治。事實上，布希的事蹟代表的，正是五十年來企業解放運動窮凶惡極的暴力和發展的最高潮。 任何人嘗試以意識形 態來解釋他們追隨者的罪行，都必須極其審慎，我們很容易指控意見不同的人不只是錯誤，而且極權專制、法西斯、集體屠殺。但同樣重要的是，一些危害公眾的意 識形態我們也必須指認出來。這些封閉、基本教義派的教條無法與其他信仰體系共存；它們的追隨者痛恨多元，並且要求絕對的自由以實行其完美的制度。世界的現 況必須加以剷除，讓位給他們純正的創見。這種邏輯源自聖經中洪水與大火的幻想，不可避免地會導向暴力。這種意識形態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種大動 亂來達成，因此是危險的意識形態。 通常只有極端宗教的和激進的理念系統，會想要剷除整個種族和文化，以便達成一個淨化的新世界。但自從蘇 聯崩潰後，一股強大的集體力量急於清算以共產主義之名所犯的滔天罪行。當蘇聯的資訊密室被打破後，研究人員清點人為的饑饉、勞改營和暗殺造成的死亡人數。 這個過程激起舉世的熱烈辯論，想探究有多少暴行是出於意識形態，有多少則是史達林、希奧塞古（Nicolae Ceausescu，編按：羅馬尼亞獨裁者）、毛澤東和波布（Pol Pot，編按：柬埔寨獨裁者）的信徒扭曲的結果。 「正是共產主義的 本質所施加的集體鎮壓，製造出一種國家支持的恐怖統治。」引發廣泛爭議的《共產主義黑皮書》（Black Book of Communism）共同作者柯爾特斯（Stephane Courtois）寫道：「意識形態本身就沒有罪責嗎？」當然有。並不是像部分人見獵心喜宣稱的，所有形式的共產主義本來就主張消滅異己，而是一種教條、 極權、蔑視多元的共產主義詮釋，才導致史達林整肅異己，以及毛澤東設立勞改營。極權共產主義已經（而且應該）因為這些真實世界的實驗而永遠染上汙點。 但 這支想解放世界市場的當代十字軍又如何？為了維護政商財團體制而發動的政變、戰爭和屠殺，從未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罪行，而是被當成狂熱獨裁者的激進作法、冷 戰的局部衝突，和現在的反恐戰爭，所以被輕輕帶過。政商財團主義經濟模式最堅定的反對者，都被有計畫地消滅，不管在七○年代的阿根廷或今日的伊拉克；鎮壓 也被解釋成對抗共產主義或恐怖主義的骯髒戰爭的一部分──從未被視為推動純粹資本主義的鬥爭。 我不是說所有形式的市場體制與生俱來都是暴 力的，很可能有一種市場導向的經濟不需要這種暴力，也不要求意識形態的純粹。消費性產品的自由市場能夠和免費公共醫療、公共學校，或者國家擁有的主要經濟 部門如國營石油公司共存共榮。同樣可能的是，要求大企業支付合宜的薪資，尊重員工組織工會的權利，以及政府藉課稅和重分配財富，以降低政商財團國家明顯的 高度不平等。市場不需要走基本教義路線。 凱因斯在大蕭條後主張的正是這種混合性的管制經濟，那是公共政策的一場革命，造就了新政（New Deal）和遍及世界各國的類似轉變。傅利曼的反革命在一個又一個國家想拆解的，就是這種妥協、查核和制衡的體制。從這個觀點看，芝加哥學派的資本主義， 確實與其他危險的意識形態有共同的特質：渴望追求不可能達到的純粹，企盼可以重建社會模型的空白石板。 這種渴望想獲得神造萬物般的力量， 就是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對危機和災難如此感興趣的原因。尋常的現實世界不合他們野心勃勃的口味。過去三十五年來，讓傅利曼的反革命如此生氣勃勃的，就是只有 在災難式的改變中才可能得到的自由與可能性──當因循舊習和需索不斷的人都被掃到一旁，當民主政治無法實際運作的時候。
震撼主義的信徒深信，只有大斷裂──一場大洪水、戰爭、恐怖攻擊──才能創造他們渴望中的巨大而乾淨的畫布。只有在這種最有可塑性的時刻，當我們心理上無所依靠時，這些敢於大冒險的藝術家，便開始他們重造世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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