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表〈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之後，一個自稱經濟學碩士的年輕人來了一封長信，氣呼呼地質問我：「難道你真的以為共產極權比市場經濟更好」？
很多台灣人都有嚴重的資訊自閉症和大腦僵直炎，以為這世上一共只有兩種經濟體制：「民主國家=市場經濟」，「共產國家=計劃經濟」，而不知道除此之外還有北歐的福利國家與德國、荷蘭的萊茵模式，而且凱因斯的主張跟「計劃經濟」也還有一段鮮明的距離。前述狹隘的二元思想其實是冷戰期間麥卡錫主義的宣傳伎倆與意識形態，二十一世紀裡它卻還主導著台灣社會的各種政策辯論，使得台灣社會持續地退步卻還自以為是在進步。
在這種僵硬思考模式下，政府只有兩種：「市場經濟=小而美的政府」，「計劃經濟=大而腐敗的政府」，卻很少人想到過還有「小而腐敗」和「大而美」的政府──假如政府規模縮小的過程中只是賴掉政府該負的責任，為人民製造痛苦，而官商勾結的機制卻一點都沒減少，這種政府當然是小而腐敗（就像台灣社會過去十數年來的實際發展）；另一方面，北歐國家就是大而美的政府，至少他們在政府赤字、失業率、經濟成長率等綜合表現上都遠勝於英美兩國，讓全球所有人都羨慕。
有人以為：市場部門一定比政府部門更少缺點，因此只要逐步縮小政府支出，就會自然地漸漸邁向「小而美的政府」。事實上市場部門的種類繁多，從完全壟斷市場、寡占市場到完全競爭市場之間的變化是灰階的無數種可能，而非「0與1」的二元選擇。「市場機制=民主制度」的想像是一種大腦僵直炎的典型徵狀，因為消費者只有在完全競爭市場才有「用消費投票」的自由，在完全壟斷市場裡消費者根本沒有選擇的自由，只能像奴隸一樣地被剝削、宰制。即使你要為了體現民主精神而支持市場機制，也不該不分青紅皂白地將台灣既有的市場機制全部合理化──除了便當店、自助餐這種店面林立的行業之外，台灣規模較大且獲利較高的行業絕大多數是寡占市場而非完全競爭市場；台灣的人均工資只有韓國的52%，但是人均產值卻高出韓國17%，這樣的人力市場顯然是極端的不公平交易。反之，政府部門的支出不必然等於貪污腐敗，負所得稅制可以完全不經政府之手來進行財富重分配，好的BOT制度可以引進競爭機制，國營事業可以發績效獎金，政府部門經營模式繁多，還可以繼續想辦法創新，而不必然都比寡占市場更無效率。
何況，今天全世界的經濟活動早已經不再只限於「X%政府部門」+「Y%市場部門」，其他還有「Z%非營利組織」和「W%社會企業」可供選擇。
柴契爾的名言「就算你把富人變窮了，也無法讓窮人富起來」，這又是典型大腦僵直炎的症狀──經濟效率與解決貧窮不必然是對立的。英國牛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Dieter Helm寫了一篇有趣而極富深思的論文“Rethinkingthe Economic Boarders of the State”，其中他就指出：貧窮經常伴隨著教育機會或教育品質的低落，以及人力資源的浪費，而解決貧窮的過程可以是對於人力資源的開發與有效利用。更何況，從啟蒙運動以來，不管經濟學思想怎麼變，「消除貧窮」一直都是進步社會的象徵，而貧窮也一直都是落伍的象徵。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不但不值得嚮往，更該引以為恥！
還有，政府作為跟市場機制、民主精神必然是對立的嗎？德國弗萊堡學派（Freiburg School）的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主張：要體現完全競爭市場與民主精神，就必須要靠政府立法與公權力來消除壟斷與寡佔，因為後者不但會妨礙經濟活動的效率，也會從經濟上的不平等發展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因此，這個學派主張：政府的責任是在不介入經濟活動的前提下確保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與社會正義；總體經濟學的目標要兼顧雇主與勞工的權益，不可以因為經濟發展而犧牲勞工；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應該不受政黨與財閥干預，以穩定貨幣和降低通貨膨脹為職責；而財政政策應該用累進稅率設法平衡政府收支並促進財富重分配。
被稱為「萊茵模式」的德國「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基本上就是在體現弗萊堡學派的主張，也遠比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更值得台灣借鏡。
原文出處：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0/article/368
很多台灣人都有嚴重的資訊自閉症和大腦僵直炎，以為這世上一共只有兩種經濟體制：「民主國家=市場經濟」，「共產國家=計劃經濟」，而不知道除此之外還有北歐的福利國家與德國、荷蘭的萊茵模式，而且凱因斯的主張跟「計劃經濟」也還有一段鮮明的距離。前述狹隘的二元思想其實是冷戰期間麥卡錫主義的宣傳伎倆與意識形態，二十一世紀裡它卻還主導著台灣社會的各種政策辯論，使得台灣社會持續地退步卻還自以為是在進步。
在這種僵硬思考模式下，政府只有兩種：「市場經濟=小而美的政府」，「計劃經濟=大而腐敗的政府」，卻很少人想到過還有「小而腐敗」和「大而美」的政府──假如政府規模縮小的過程中只是賴掉政府該負的責任，為人民製造痛苦，而官商勾結的機制卻一點都沒減少，這種政府當然是小而腐敗（就像台灣社會過去十數年來的實際發展）；另一方面，北歐國家就是大而美的政府，至少他們在政府赤字、失業率、經濟成長率等綜合表現上都遠勝於英美兩國，讓全球所有人都羨慕。
有人以為：市場部門一定比政府部門更少缺點，因此只要逐步縮小政府支出，就會自然地漸漸邁向「小而美的政府」。事實上市場部門的種類繁多，從完全壟斷市場、寡占市場到完全競爭市場之間的變化是灰階的無數種可能，而非「0與1」的二元選擇。「市場機制=民主制度」的想像是一種大腦僵直炎的典型徵狀，因為消費者只有在完全競爭市場才有「用消費投票」的自由，在完全壟斷市場裡消費者根本沒有選擇的自由，只能像奴隸一樣地被剝削、宰制。即使你要為了體現民主精神而支持市場機制，也不該不分青紅皂白地將台灣既有的市場機制全部合理化──除了便當店、自助餐這種店面林立的行業之外，台灣規模較大且獲利較高的行業絕大多數是寡占市場而非完全競爭市場；台灣的人均工資只有韓國的52%，但是人均產值卻高出韓國17%，這樣的人力市場顯然是極端的不公平交易。反之，政府部門的支出不必然等於貪污腐敗，負所得稅制可以完全不經政府之手來進行財富重分配，好的BOT制度可以引進競爭機制，國營事業可以發績效獎金，政府部門經營模式繁多，還可以繼續想辦法創新，而不必然都比寡占市場更無效率。
何況，今天全世界的經濟活動早已經不再只限於「X%政府部門」+「Y%市場部門」，其他還有「Z%非營利組織」和「W%社會企業」可供選擇。
柴契爾的名言「就算你把富人變窮了，也無法讓窮人富起來」，這又是典型大腦僵直炎的症狀──經濟效率與解決貧窮不必然是對立的。英國牛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Dieter Helm寫了一篇有趣而極富深思的論文“Rethinkingthe Economic Boarders of the State”，其中他就指出：貧窮經常伴隨著教育機會或教育品質的低落，以及人力資源的浪費，而解決貧窮的過程可以是對於人力資源的開發與有效利用。更何況，從啟蒙運動以來，不管經濟學思想怎麼變，「消除貧窮」一直都是進步社會的象徵，而貧窮也一直都是落伍的象徵。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不但不值得嚮往，更該引以為恥！
還有，政府作為跟市場機制、民主精神必然是對立的嗎？德國弗萊堡學派（Freiburg School）的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主張：要體現完全競爭市場與民主精神，就必須要靠政府立法與公權力來消除壟斷與寡佔，因為後者不但會妨礙經濟活動的效率，也會從經濟上的不平等發展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因此，這個學派主張：政府的責任是在不介入經濟活動的前提下確保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與社會正義；總體經濟學的目標要兼顧雇主與勞工的權益，不可以因為經濟發展而犧牲勞工；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應該不受政黨與財閥干預，以穩定貨幣和降低通貨膨脹為職責；而財政政策應該用累進稅率設法平衡政府收支並促進財富重分配。
被稱為「萊茵模式」的德國「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基本上就是在體現弗萊堡學派的主張，也遠比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更值得台灣借鏡。
原文出處：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0/article/368
